十一，教判之產生（5）

　　然而，佛教經典傳到了中國演變出更多樣化的分歧，據唐武則天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所載，合大小乘經論、傳記計八千六百四十一卷，這是由於時代背景不同，在歷史環境的遷流中自然形成的結果，另一方面是人為因素所使然，在多端雜然的佛教系統中，如不加以統整，必定難以傳持，為達成組織統一的必然需要下，教相判釋成為中國佛教之一大特徵。
　　最初各教判是對所翻譯之經論做比較與分類，後由各宗祖師對各人所奉持之經典教法之優越性、獨特性以教判方式來表現其特色，是基於深厚之信仰基礎，故能將教理作完整體系的規劃，以達建立宗教安心立命，修行證果的最終目的。在許多教判組織中最具特色且包容性最廣者，一般認為是天台之五時八教判與華嚴之五教十宗判。
　　以一乘圓教之中所見同、別二教判，為絕對判，分、開為本教與末教二教判。從相對的立場，分判其教法可稱為相對判，其中以華嚴為中心之教學立場，定為別門判、十宗判與五教判。以華嚴本經為立腳點，以超越立場，廣泛地貫通其他經論，確定其教法的地位，稱為通門判，設立四宗判和權實二教判。雖有種種教判之區別，但特別以發展教學之意義，應是五教判、十宗判和同、別二教判。尤其是同、別二教判又引導出三乘、一乘之對判，對教學系統之結合與檢討，提供了良好之資料。
待續...